第57章以正治國
【原文】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①？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②；人多伎巧③，奇物滋起④；法令滋彰⑤，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注釋】
?、偃唬哼@樣，如此。
?、谧蹋焊印Ｏ峦??；瑁簛y的意思。
?、奂壳桑杭记桑粗乔?。
?、芷嫖铮盒笆拢媸?。
?、菡茫好靼?，清楚。
【譯文】
以清靜無為的正道來治理國家，以奇巧詭秘的方法來用兵，以不擾害人民來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這樣的呢？根據在這里：天下的法禁多了，百姓就越加貧困；民眾的銳利武器多了，國家就越混亂；人們的心智和機巧多了，邪風怪事就越容易發(fā)生；法律越是森嚴，觸犯法律的人便越多。所以有道的人說：“我若‘無為’，百姓就會自我化育；我好靜，百姓自然就會走上正道；我若無事，百姓自然富足；我無欲望，百姓自然就變得淳樸?！?p> 【導讀】
老子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反證應以“無事取天下”，繼續(xù)強調清靜無為的治國之道。
【解析】
在前面的章節(jié)里，老子曾經多次提到過無為而治的思想。本章的主旨仍是“無為而治”。老子認為，統(tǒng)治者如果能夠無為、好靜、無事、無欲，那么人民就會因為受到盛德的感化，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既生活富裕又淳樸善良。
本章以“以正治國”開頭，“正”指的是清正無為，這也是老子的治國方略。老子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官”，這個官職雖然不大，但是有機會接近最高統(tǒng)治者。所以，老子通過對統(tǒng)治者認真觀察，對他們的德行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以正道來治理國家的建議，這一建議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借鑒意義。“正”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獨特的意義。中國人崇尚浩然正氣，并認為正氣具有無窮無盡的力量，所以才有“邪不勝正”的說法。而中國古代帝王中也有很多人以“正大光明”作為自己的道德準則，很多官員也把“正大光明”作為自己的為官之道，這里的“正”也就是正氣和清正無為的意思。然而，老子所處的時代，其社會狀況距離正大光明還很遙遠，百姓正遭受著統(tǒng)治者的壓迫，正在飽受戰(zhàn)亂之苦。老子針對這一現(xiàn)實，呼吁統(tǒng)治者以正治國，這也喊出了當時人民的心聲。
再來看“以奇用兵”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經》雖然不是一部兵書，但是其中卻包含著一些作戰(zhàn)用兵的思想，這在前面的章節(jié)中已經有所涉及、老子向來反對戰(zhàn)爭，但是戰(zhàn)爭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好惡而不發(fā)生。針對這種現(xiàn)實，老子設計出了“以奇用兵”的計謀，為弱者和正義的統(tǒng)治者提供借鑒。如何理解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呢？老子認為，用兵就應該采用非常規(guī)的戰(zhàn)術，用奇法、奇謀、奇計去迷惑對方，從而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老子先論述“以正治國”的道理，緊接著又闡釋“以奇用兵”的內涵，這看起來有些突兀，其實并不是隨意而發(fā)，而是老子針對治國的“正”提出來的，用兵要“奇”，從政要“正”，他告誡統(tǒng)治者應以“奇”和“正”來治理天下。
由上可知，“以正治國”和“以奇用兵”的思想，是老子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對當時的統(tǒng)治者提出來的。春秋時代，兼并戰(zhàn)爭此起彼伏，社會秩序異常混亂，而人民也處在極度危險的環(huán)境之中，于是他們拿起武器來保護自己。然而，一日每個人都擁有了武器，他們就不再感到安全了。人民不安全就會陷入恐慌，這種心理正是導致天下大亂的重要原因。所以，天下之所以不安定，其實是與統(tǒng)治者密切相關的。但是，當時的統(tǒng)治者為了安定天下、震懾人民，大都主張施行嚴刑峻法，老子對此很不贊同，甚至還公了反對這種濫用國家機器的行為。在他看來，嚴酷的刑罰不但無法安定人心、穩(wěn)定社會，還會起到反作用，所以，他主張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強調感化的力量。
“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在這段話中，老子羅列出一系列社會現(xiàn)象，這是他對國計民生的具體思考，其中也包含著老子對社會現(xiàn)狀的憂慮之情。老子認為，人民的本性是善良的，除非萬不得已，他們決不會惹是生非。人民之所以發(fā)動暴亂，主要是因為統(tǒng)治者做出了暴虐的行為。而統(tǒng)治者越貪婪，天下的禁忌就會越多；天下的禁忌越多，民眾的生活就會越貧困；民眾生活貧困，就容易惹是生非，天下就會發(fā)生逆亂；民眾逆亂，國家就會陷入混亂的狀態(tài)；國家混亂，民眾的機巧心智就會越來越多，邪風怪事也就更加盛行了；邪風怪事盛行，法令條文就會越來越森嚴，盜賊也就更加猖獗。
“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痹谶@幾句話中，老子引用得道明君的話來重申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得道明君之所以能夠治理好天下，就是因為他們“無為”、“好靜”、“無事”、無欲”（“無為”即不安為；“好靜”即懷柔、寧靜；“無事”即無所事事，亦作無為解；“無欲”即沒有私心雜念）。所以，只要統(tǒng)治者以無欲、無為來治理天下，就能實現(xiàn)國泰民安。
王弼《道德經注》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
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
以道來治理國家，國家就會平安，以行政法律來治理國家，詭詐的軍事行動就會發(fā)生。以平靜安寧、以減少行政影響和法律懲治的手段能取得天下?！兜赖陆洝飞掀f，得到天下的，通常是通過以平靜安寧、不施加行政影響和法律懲治的手段，要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來治理，不能夠得到天下。所以以行政法律手段來治理國家，不能夠治理天下，而必須依靠詭詐的軍事行動。
以道來治理國家是以崇尚根本來平抑那些表面的、具體的問題；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來治理國家是以邪辟的方法來解決表面、次要的問題。就像大樹的根不能扎牢，枝葉也不能繁盛，百姓沒有可依靠其生存的東西，所以必然導致詭詐地使用軍事力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弱，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利器，是為自己謀利的工具。百姓的力量強大了，國家的力量就會削弱。百姓具備了太多的聰明才智，取巧作偽的事就會發(fā)生，就必然出現(xiàn)不正當地謀取利益的現(xiàn)象。設立行政法律系統(tǒng)來壓制不正當現(xiàn)象，而會興起軍事沖突；讓人們有所顧忌來消除貧困，而百姓更加貧困；制造強大的器物、設備來使國家強大，國家反而更衰弱，這都是舍棄根本來專注表面、次要的事，才會出現(xiàn)這樣的結果。領袖的所想所求，百姓都會馬上跟從。我所想要的只是沒有欲望，而百姓也會跟著沒有欲望而自然達到樸素、簡單。上面四種情況是舍棄根本來專注表面、次要的事的例子。
蘇轍《老子解》
古之圣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后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zhí)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王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yè)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古代的圣人能夠懷柔遠方，優(yōu)撫近地，沒有用兵的心思，只有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出兵征伐。所以以和平治理為常規(guī)，以用兵為特殊、偶然。雖然這樣，這也還是不足以得到天下的。天下是神意造化之物，是不能憑主觀意愿施為而改變的，不能妄圖占有而任意使用的。憑主觀意愿施為的必定失??；把天下?lián)樗接械模脖囟ㄊ?。只有體悟了道，才能平安無事，雖然不去奪取天下而天下萬物都會來歸順。君王顧忌得多，百姓的想法難于被君王了解，那么百姓的窮困就沒處去述說、求救了。
利器，是權力與謀略。明君在百姓之上實行統(tǒng)治，常使百姓沒有智識、沒有欲望，百姓掌握了太多的權力和謀略，統(tǒng)治者就會被迷惑而昏亂。百姓不重視農業(yè)而去忙活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就會出現(xiàn)奇特而不會帶來好處的事物。想避免百姓的奸詐虛偽，而多設置法令來壓制，百姓手足無措，就只好去犯罪了。
【經典解讀】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之法和治軍之法不同，《司馬法》上說“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治國講究仁義、法制，而治理軍隊，指揮戰(zhàn)爭則講究奇謀、詭計;治國要堅守正道，不能用欺騙、詭詐的方式來統(tǒng)治百姓，與其他國家交往。所以古人云:“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兵則是“詭道”，越是不按照常理行事，越是能讓對方迷惑，越能取得成功。如果治理的是整個天下，禮儀法令、詭計奇謀就都不足以憑恃了，只有“無為而治”才能使人們自化，天下安寧。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忌諱，則禮儀、法規(guī)之類限制人民行為之物。老子認為對人民干擾過多才是他們貧窮的原因。利器、伎巧，是指謀利之工具、手段。人們有了過多的謀利手段，就會好高騖遠，生產出更多的奢侈品，為了爭奪這些“難得之貨”，于是有了等級、有了欺詐、有了戰(zhàn)爭，國家混亂之源正在于此。法令滋彰，老子所說的法令和法律有所區(qū)別，現(xiàn)在所說的法律是所有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社會準則，用以維護社會秩序，而老子所處的年代，法令則都是統(tǒng)治者肆意發(fā)放的，用來謀取利益、壓制人們。比如，古代很多時候，統(tǒng)治者為了最大限度地盤剝利益，制定各種稅法，人們種田、蓋房子，甚至牲口產仔都要依令納稅。因此老子并非排斥以法治國，而是反對統(tǒng)治者肆意妄為。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之所行，下之所效，第四十九章中說過，圣人在上，“百姓皆注其耳目”，所以要想用無為之法治理天下，就一定要自己先做到清靜無為，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使百姓受到教化，而自己堅守正道、自己實現(xiàn)富足、自己回歸純樸。
【哲理引申】
曹參，字敬伯，沛人，西漢名將。陳勝、吳廣農民起義后，沛縣吏民擁立劉邦為沛公，曹參被推為中涓。
在協(xié)助劉邦創(chuàng)立西漢王朝的過程中，曹參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身被七十創(chuàng)，攻城略地，功最多”，“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楚漢戰(zhàn)爭結束后，曹參以功食邑平陽一萬六百三十戶，號平陽侯。
劉邦封自己的兒子劉肥為齊王，齊國民情“偽詐多變”，加之多年戰(zhàn)爭的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治理齊，是大難題。劉邦想到了穩(wěn)重的曹參，于是拜他為齊相國。曹參至齊，召集長老和儒生，征求“安集百姓”的計策。諸儒至者上百人，所言“人人殊”，均屬不著邊際的空論。曹參聽說膠西蓋公善長黃老之術，便使人厚禮請蓋公。蓋公說:“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覺得和那些儒生的話相比這才是濟世良言，于是“納其言，用黃老之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前193年)，丞相蕭何死。曹參接替相位，他仍以治齊之術治漢，施政辦事，一遵蕭何約束，無所變更。郡國吏，選用敦厚長者，對華而不實、欲務聲名者，概不錄用。人有小過，曹參加以掩飾，相府相安無事。曹參日夜飲酒，不治事。吏及賓客見此情景，皆想勸他。曹參知其意，凡來者乃以酒堵其嘴。復欲言者，曹參復予之酒，直至大醉而去，終不得言。不久，相府官吏多仿效曹參，日夜飲酒高歌。從官對此很反感，但無可奈何。他們借相舍后園與吏舍挨著的條件，請曹參游后園，讓他聽到醉吏的狂叫，想乘機請求他懲治那些人。曹參非但不懲治醉吏，反而“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
惠帝見曹參整日無所事事，以為是欺負他年輕。曹參的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令窋規(guī)勸其父。曹窋諫曹參。曹參大怒，笞曹窋二百大板。上朝時，惠帝責問曹參為什么打曹窋。曹參不直接回答，他脫帽謝罪說:“陛下自認為和高皇帝誰更賢能?”惠帝說:“我怎么敢和先帝比呢!”曹參說:“陛下以為我和蕭何誰更賢能?”惠帝說:“您好像比不上蕭何?！辈軈⒄f:“陛下說得對啊!先帝與蕭何安定天下，法令既明?，F(xiàn)在您做了皇帝，臣等為官，只需要遵照以前的法令不失誤不就可以了嗎?”惠帝說:“好，您請起吧!”
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當官都希望政令從已出，而曹參卻深知有為而有不為的道理，在“無為”思想指導下，推行約法省禁、輕徭薄賦政策，所以收到了“天下俱稱其美”的社會效果?；莸畚迥?前190年)，曹參病死。天下百姓都歌頌他的功勞:“蕭何為法，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