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燦和閔父討論到對兩戶人家的懲罰，閔父認為那是酷刑，并不想采用。閔家來到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對邑中民眾從來沒有實行過這種酷刑，這完全不符合閔父受到的閔家列祖訓戒。
周書燦看閔父為難的樣子，明白多說無用，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改變閔父的認識？閔家邑民，一小部分是制衡那樣的原著民，大部分是跟隨閔家從汶上遷徙來的族人或者家臣，讓閔父對他們下手，閔父肯定做不到。
“父，那你認為打他們一頓，他們就能不再偷吃河蚌肉了嗎？”
閔父搖搖頭，他明白周書燦說的對，但是，他做不到那樣懲罰兩戶人家。把這兩家的家主打的皮開肉綻，已經(jīng)是他的極限了，如果不是想著那些都是珍珠，他也不會讓人下那么重的手。
乙低聲說：“公，讓這兩戶人家去山里干活吧，山里與世隔絕，他們不接觸河蚌，還怎么偷吃呀？”
“不可。”
周書燦立馬反對，嚴厲的呵斥乙：“你這種想法絕對不可以。山中有鐵礦和煤礦，現(xiàn)在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煤是什么。我們也還沒有在那邊修建圍墻，煤礦和鐵礦還是敞開的狀態(tài)，根本沒有封閉起來。山林不是屬于我們邑的，如果這兩戶人家懷恨在心，去跟其他的貴族處告密，一旦讓魯侯知道煤礦和鐵礦的位置，我們還能保住鐵礦和煤礦嗎？
還有河灘地，現(xiàn)在大部分男子都去山中了，邑中所剩的都是女子和老弱病殘。貧窮的時候當然不說了，我們只要比周圍其他邑稍微富裕一點，就會有人打我們的主意。以我們現(xiàn)在實力，怎么保衛(wèi)自己的家？恐怕是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你讓他們?nèi)ド嚼锸呛靡?，可他們會有給我們帶來滅頂之災(zāi)的風險?！?p> 周書燦的話讓乙啞口無言，閔父也是驚詫的說：“不會吧，子騫，他們是跟我們從汶上一起來的族人，怎么會做出來這樣的事情呢？”
“父，人心就是這樣。當他饑餓的時候，什么道義都不會再講了。這時候，你跟他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他只想填飽肚子，什么都沒有填飽肚子對他的誘惑大?！?p> 閔父點點頭，明白兒子說的話是對的，可他還是做不到按照兒子說那樣的處罰兩戶人家。還有那兩戶人家的親戚，認真來說親戚，閔家和那兩戶也是親戚了。
替那兩戶人家求情說：“子騫，你看這樣行不行？讓他們在磚窯上做工，不讓他們再去河灘地。河灘地和我們邑就按照你說的組織起來巡邏隊，至于那兩戶人家的親戚，就算了吧，畢竟我們也是他們家的親戚?！?p> 閔父的話都說到這種份上了，周書燦當然不能說不同意。
“行，父，就按照您說的那樣做。只是……父，您看這樣行不行？讓那兩戶人家的親戚戴罪立功，監(jiān)督這兩戶人家。如果這兩戶人對外傳播河蚌肉能吃，這兩戶人家的親戚，就和他們一起接受處罰。如何？”
經(jīng)過剛才周書燦陳列兩戶人家將來可能帶給邑的風險，閔父和乙都沒有周書燦第一次說處罰這兩戶人家時候，那樣的震驚了。畢竟周書燦說的風險是存在的，人心不可測，他們又不是小孩子，邑現(xiàn)在最大的問題是安全問題。
邑沒有城墻，之前人口少，又處在深山處，根本就沒什么人到這里來，不用來都知道這里會有多窮?？涩F(xiàn)在不同了，奴隸多了；人口多了；財富也慢慢的多了。如果這里富裕的風聲傳出去，勢必會引來災(zāi)禍。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煤，其他人如果知道煤的好處，那還不要瘋搶啊，直接滅了邑都有可能。比如魯侯，魯國所有的土地都是屬于魯侯的，魯侯能讓他們從汶上遷徙至此，也能收回他們的邑地。更何況，那山林根本不是閔家的邑地，是屬于魯侯的山林，閔家在魯侯的山林里挖煤煉鐵已經(jīng)是違法在前了，魯侯收走煤礦鐵礦不是應(yīng)該的嘛。
想到這里，閔父點點頭，看向乙，不是很情愿的說：“乙，你安排下，就照著子騫說的做吧，找人看著這兩家人，再看著他們的親戚。希望他們不會作出什么背叛的事情吧?！?p> “是，公?！?p> ……
上面提到酷刑，因為之后的文中會有多處酷刑的描述，故此特意交代一筆。有酷刑就有酷吏，司馬遷老先生的《史記》，特意為酷吏寫傳，叫《酷吏列傳》，由此可見，酷吏在史冊中也是濃濃的一筆傳奇人物。
恰巧的是，這本書寫的書名是“列傳”，那么什么是列傳呢？
列傳中國紀傳體史書的體裁之一。司馬遷撰《史記》時首創(chuàng)，為以后歷代紀傳體史書所沿用。
司馬遷《史記》索隱：“列傳者，謂列敘人臣事跡，令可傳于后世?！?p> 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其人行迎可序列，故云列傳?！?p> 一般用以記述帝皇以外的人物事跡（凡侯王而能世襲的，《史記》原列入“世家”，后代的紀傳體史書則取消“世家”一類，統(tǒng)稱為“列傳”）。
也有記載少數(shù)民族和其他國家歷史的，前者如《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傳》，后者如《明史》的《外國·日本列傳》。
簡而言之，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是記載歷史上重要人物的一種題材。
這本書的書名，便是取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七十列傳目錄
067.，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酷吏列傳》為類傳，記述前期以酷刑峻法為統(tǒng)治工具，以兇狠殘暴著稱的十幾個官吏的史實。特別對漢武帝時代的十個酷吏，即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寫。
漢武帝喜用酷吏，打擊豪強，抑制商賈，懲治貴戚奸吏，以加強中央集權(quán)，聚斂財富，應(yīng)付其揮霍和對外戰(zhàn)爭的需要。
漢武帝這樣做的結(jié)果，固然能強化皇權(quán)，保持國家的統(tǒng)一，但是酷吏的嚴刑峻法和殘酷殺戮，也使各階層的人們，特別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災(zāi)難。無辜被殺，冤獄橫生，社會不寧，出現(xiàn)了“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的局面。
司馬遷反對酷吏，倡言不能以此為榜樣，其反對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敘事之中。
司馬遷把酷吏苛政出現(xiàn)的罪責歸之于漢武帝，文中多次說“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說“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司馬遷對某些酷吏的某些品質(zhì)，如對郅都的“伉直”，及其“行法不避貴戚”，“不發(fā)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奉職死節(jié)官下，終不顧妻子”的廉潔奉公的品德，和“居歲余，郡中不拾遺”的治績都大力贊揚，甚至說“其廉者足以為儀表”，顯示了司馬遷公允的史德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表現(xiàn)了《史記》一貫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體現(xiàn)了司馬遷美刺藝術(shù)的重要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