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供養(yǎng)門客，是“戰(zhàn)國”時極為盛行的一種社會風氣。

　　各國的大小權(quán)貴乃至富商，無不供養(yǎng)數(shù)量不等的門客。

　　少則十幾、數(shù)十，多則達到三、四千。

　　門客的數(shù)量，可以折射出主人的財勢、人品、聲望。

　　之所以形成這種社會現(xiàn)象，是由當時的社會需求和“士”在社會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所決定。

　　“戰(zhàn)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為特殊的時代，充滿了腥風血雨。

　　通過幾百年的廝殺吞并，經(jīng)歷了多少興起、衰亡之后，周初的“八百諸侯”已只剩下十來個。

　　“周天子”也淪為“債臺高筑”的附庸，勉強茍延殘息，代之而起的，是“七雄并立”的局勢。

　　面對虎視眈眈的周圍鄰居，大家首先要考慮如何保護自己。

　　同時，任何一位君王又都想怎樣吞食別人，擴展疆土，以至獨霸天下。

　　實踐證明，無論是防御侵略還是侵略別人，都必須國富兵強！

　　而要富國強兵，又必須人才輔佐，所以有遠見、有志向的精明君主、權(quán)貴，都把招賢納士當做一項重要任務(wù)。

　　正所謂“求賢若渴”！

　　如燕昭王因此而修建了千古傳頌的“黃金臺”。

　　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奴隸社會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逐漸崩潰，新的社會體制和意識、觀念正在腐朽中萌生。

　　“犯上”事例屢見不鮮，趙、魏、韓、齊諸國都是權(quán)臣陵替舊主建立起的新王朝。

　　權(quán)臣間也頻頻武斗，晉、齊、魯?shù)葒荚皟?nèi)戰(zhàn)”不止。

　　最終以“幾家歡樂幾家哭”為結(jié)局，所以，大臣們也需要人才！

　　觀念隨著現(xiàn)實變化，他們逐漸把選用人才的標準從昔日沿襲的“門第出身”轉(zhuǎn)向知識和才干。

　　形勢迫使他們走出“任人唯親”的死胡同，而進入“任人唯賢”的廣闊天地。

　　“士”是人才的主要來源。

　　戰(zhàn)國時期的士，已超出奴隸社會的范圍，其特點是涌進了大量的“平民”。

　　而那些已淪為平民的貴族后代，則按照舊宗法制度：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也就是說一個家族中，只有嫡長子可以繼承爵位和主要財產(chǎn)，其余子孫所得為少量。

　　以此類推，五輩以后的庶支就所剩無幾了，更何況八九十代以后呢？

　　難怪皇叔劉備雖是“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卻貧困到“織席賣履”。

　　他們窮了，卻也脫卸下宗法制度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國家去展現(xiàn)自己的才華，形成人才大流動。

　　在社會需求的刺激下，“士”的隊伍越來越龐大，成為“士、農(nóng)、工、商”四大職業(yè)之首。

　　但做“士”的基本條件是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才能，于是又涌現(xiàn)了許多趨向職業(yè)化培養(yǎng)“士”的教育家。

　　他們在聚徒授業(yè)的過程中，漸漸形成自立一派的政治主張、學術(shù)觀點。

　　可以自由的宣傳自己的思想以供社會需求來選擇，從而呈現(xiàn)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戰(zhàn)國”又是一個文化特別繁榮的一個時期，儒家、法家、道家等等“諸子百家”，都誕生于這個時期。

　　“學成文武藝，賣于帝王家”。

　　為了“出售”自己，懷揣著文韜武略的士子們奔波于諸侯國之間四處表現(xiàn)。

　　最好的途徑是直接覲見最高當權(quán)派，一旦被認為符合要求，立刻就能飛黃騰達、封相拜將。

　　但這需要有較高的本領(lǐng)或知名度再加上機緣。

　　一夕之談便能切中利害，受到賞識。

　　否則，就會像蘇秦在秦惠文王面前碰釘子那樣，落到穿著破衣爛鞋，自己挑著行李還家的狼狽下場。

　　但是，能夠觸及到君、王的機會也很少。

　　那些尚沒“明珠出土”顯露光輝而缺乏知名度的才子，或僅有一技之長卻又不愿從事又苦又累的農(nóng)、工賤業(yè)的士子們，便投靠權(quán)貴富宅去當門客。

　　所以門客中魚龍混雜，有徒負虛名、濫竽充數(shù)、碌碌無為混口飯吃的草包，也潛伏著“逢其時也一鳴驚人”的蟄龍。

　　因此，當門客的便因人而異。

　　相當一批是以此為謀生手段，也不乏伺機而動，準備憑借“主人”之力去施展自己抱負之人。

　　他們所能起的作用相差懸殊。

　　但許多歷史名人確是以士子、門客起始，在那眾所紛爭的壯闊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驚心動魄的史劇。

　　如，孔門子貢一人駕單車游說四國：存魯、亂齊、敗吳、強晉、霸越。

　　在悄悄中叱詫風云，掀起翻天覆地的巨變，起到扭轉(zhuǎn)乾坤的效果。

　　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竟成為戰(zhàn)國后期近百年來各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據(jù)。

　　孟嘗君而卒賴“雞鳴狗盜”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

　　信陵君以三千門客為核心，擊潰秦軍五十萬。

　　至于藺相如、毛遂以口舌之力挫服秦、楚之強，侯嬴出奇計抗秦救趙之類的事例。

　　數(shù)不勝數(shù)……

　　門客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由“主人”供養(yǎng)，所以也稱“食客”。

　　但一般不澤及家屬，便有“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之怨也可諒解。

　　已經(jīng)“食客三千”，若加上家屬要超過萬人，全部實行“供給制”誰能“供”得起？

　　門客受主人供養(yǎng)，也就有服從主人、為主人盡心效力的義務(wù)，但“報效”的程度，又視主、客之間的關(guān)系而定。

　　著名的刺客豫讓在就義前回答趙襄子：

　　“范氏以仆人待我，我就以仆人的方式回報，智瑤推衣置食，以國士待，我又怎能不用生命相報答？”

　　門客依附于主人，卻不同于奴仆，仍保留自己的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與主人的關(guān)系處于游離狀態(tài)，可以自主地選擇主人。

　　門客對主人不滿，可以拂袖而去。

　　這就是“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而不被視為叛國投敵。

　　平原君任趙相國，權(quán)勢赫赫，但言行不當，引起門客的鄙視不滿，竟一哄而散，使他“門下一空”丟盡了面子。

　　特定的歷史階段，滋養(yǎng)出這樣一個特殊的“士”階層，而在戰(zhàn)國時期風起云涌的驚濤駭浪中，最活躍的就是這些“弄潮兒”。

　　之所以先絮叨些有關(guān)他們的背景，就是因為在《戰(zhàn)國演繹》中大量記述了他們的故事。

　　其中當然也要包括涉及的君主、名人。

　　“士”的行為、目的很復(fù)雜，所以還得從中細分出“俠”的一類。

　　韓非在《五蠹》中認為：

　　“俠以武犯禁”，說明在他之前“俠”就已經(jīng)泛濫于世。

　　由他做個評價，似乎“俠”們依仗武功專愛跟官府作對，擾亂社會治安。

　　所以，被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們深惡痛絕。

　　但中國的老百姓卻非常尊崇、喜愛俠士，“俠肝義膽”便是中國人高度贊揚“俠”們的褒義詞。

　　千百年來，“俠義”一直是青少年刻力仿效的楷模。

　　所以“先哲”云：

　　“少不看《水滸》”，唯恐學不到“俠義”而“畫虎不成反類犬”。

　　對于中國俠義這個概念，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曾做過如此表述：

　　“救人于厄，振人不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就是說“俠義”的風格表現(xiàn)在：

　　別人有了困難就去幫助，別人遇到危險就去解救。

　　說話負責，一經(jīng)表態(tài)，言出必行，所謂“一諾千金”，雖刀山火海絕不退縮，為之粉身碎骨也不后悔。

　　而且無論成敗都必須有個結(jié)果，不得虎頭蛇尾。

　　在他們的觀念里，以蜻蜓點水式欺世盜名最可恥，只有“輕生死全信義”才能光榮地立于世間。

　　更難能可貴的是，哪怕做出挽救一國之難“起死回生肉白骨”的大好事，也絕不炫耀自己。

　　更羞于讓受惠者對自己感恩戴德，不接受對方一絲一毫的酬勞。

　　就是面對千鐘粟、萬戶侯，也是笑著說一聲：“不！”拂袖而去。

　　甘愿藏于深山隱在市井，當農(nóng)夫、做博徒，屠獵、賣柴，給人看城門，與普通人同樣過那藜藿充饑的清苦生活。

　　也許有人譏笑他們“傻”，他們則還以加倍的輕蔑。

　　其實那些“聰明”的酒囊飯袋行尸走肉，即便撈得一些“實惠”，但在歷史的長河里，也不過是瞬間煙云。

　　他們曇花一現(xiàn)便湮沒在腐草朽土中。

　　有幸留名者，在世遭人笑罵，身后也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正因為“俠義之士”具有這種熱心待人又高風亮節(jié)的風格，才受到當時乃至千秋萬代后世人的欽佩和尊崇。

　　連認為他們“傻”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們高尚充實的人生價值。

　　“士為知己者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對事要做正義的行為，為人做正義的代表。

　　為了心中堅守的正義，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戰(zhàn)國中后期，曾有著名的“俠義領(lǐng)袖”孟嘗君、信陵君，論名氣，孟嘗最大，但奉行俠義，則首推信陵。

　　兩次率合縱大旗，挽救一國之難“起死回生肉白骨”，扭轉(zhuǎn)乾坤。

　　在那眾所紛爭的壯闊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驚心動魄的史劇……

　　本書以他為主，講了許多故事。

　　如果您對中國式古代俠義感興趣，大幕就采用影視手法徐徐拉開，請您從《戰(zhàn)國演繹》中欣賞品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