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米脂及張獻忠

　　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當陜西民變的烈火熊熊燃燒的時候，明朝朝庭和陜西各級官府仍舊渾渾噩噩。有“關(guān)中鴻儒”之稱的陜西三邊總督武之望和延綏巡撫岳和聲都己病入膏肓，無法履行職責。

　　陜西巡撫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縣報告“盜賊”之事，就不分青紅皂白訓斥一頓：“天旱無雨，饑民無食起而鬧事，偶有搶掠，本是歷朝皆有之常事，何來大盜劇賊？本撫豈不知曉，爾等何須張大其事？待得明春雨落，五谷豐登，饑民各安其業(yè)，盜賊自無”，認為這些盜賊都是饑民，來年夏收有了糧食以后，自然就會解散，對民變隱瞞不報，被饑民們戲稱為“省城賢主人”。

　　此時北京對魏忠賢的清洗行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在處理魏忠賢集團的過程中大肆牽連，清理一直持續(xù)了兩年多的時間，搞得人人自危，無人過問政事。

　　崇禎二年二月，陜西三邊總督武之望死了，關(guān)于武之望的死因，陜西巡撫、巡按各執(zhí)一詞。

　　巡撫胡廷宴堅持武之望是病死的，說陜西形勢大好，縱然有幾個小毛賊作亂，也興不起什么大浪。至于士兵嘩變更是子虛烏有。

　　而巡按吳煥則堅持武之望是畏罪自殺，士兵嘩變是由于朝廷一直不撥軍餉，武之望左右為難，向戶部討不來軍餉，對士卒發(fā)不了軍餉，眼見嘩變在即，害怕承擔瀆職之罪，只好自尋短見。

　　陜西各地相繼出現(xiàn)饑民暴動。饑民無所顧忌，肆意劫掠地方，民變逐漸演變成星火燎原之勢。

　　更要命的是自遼東戰(zhàn)爭以來，遼東戰(zhàn)敗逃跑的士卒、落草的山賊、鬧餉的邊軍、被裁撤的驛卒、還有呼嘯山林的響馬，不斷加入反叛大軍，局勢變得越發(fā)難以收拾。

　　此時反叛大軍由原先拿著鋤頭閉著眼睛沖鋒的饑民變成了有組織、有策略、有經(jīng)驗的武裝叛軍。

　　可朝廷依然樂觀地認為，流民只是烏合之眾，只要地方處置得當，稍加安撫，等開春后，自會散去。鄙吝和短視，錯過了平定叛亂的最佳時機。

　　崇禎二年初（1629年），三邊總督武之望死后不久，胡廷宴和岳和聲看到紙包不住火了，只好硬著頭皮向朝廷報告。

　　兵部奉旨進行調(diào)查，胡廷宴和岳和聲互相推諉，胡廷宴抱怨岳和聲轄區(qū)的邊兵作亂，岳和聲則指責胡廷宴轄區(qū)的駐軍造反。陜西巡按御史吳煥對兩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報告時說，盜賊初起時邊賊少土賊多，如今都是精銳的騎兵，動不動就是七八千人，兩位巡撫隱瞞不報，互相推諉，是導致形勢迅速惡化的主要原因。

　　三邊總督武之望不管是怎么死的，三邊總督之位總要有人繼位，如今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派誰去當陜西三邊總督呢？誰都不愿意去。

　　因為官員們都清楚，如果戶部還不發(fā)軍餉，不管怎么做，誰去做，做這個三邊總督都是沒法活。

　　幾個月下來，新總督依然沒有人選。

　　擱太平年歲這總督的肥缺，少說也得幾萬兩銀子打點才能撈到手。

　　今時不同往日了，袞袞諸公都視陜西三邊為畏途，這不明擺著去送死嗎？傻子才去呢。去了，橫豎都得死。

　　要么死在缺糧斷餉的流民亂兵刀下，被他們生吞活剝；

　　要么鎮(zhèn)壓失敗，輕者被主子革職入獄，重者被朝廷千刀萬剮。

　　無論哪一種死法，都會讓你后悔生而為人，想想后背就一陣發(fā)涼。

　　在崇禎的嚴令下，吏部終于推選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鶴出任陜西三邊總督。

　　楊鶴何許人也？

　　楊鶴字修齡，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歷任雒南知縣、長安知縣，萬歷四十年擢升為御史，上疏言事直率無忌，遭朝廷眾臣排斥，引疾而去。

　　楊鶴是個御史，而且還是個非常稱職，敢于直言的御史。

　　他為了報答崇禎皇帝起用于田間的知遇之恩，見國事衰敗不堪，就勸皇帝要培養(yǎng)國家元氣，圖治之要在于培養(yǎng)元氣——小民元氣、封疆元氣，士大夫元氣。

　　說得頭頭是道，皇帝聽著欣喜異常。

　　這話絕對在理，劍鋒所指朝廷中相互攻訐，愈演愈烈的黨爭問題，自然引起善于黨同伐異的朝中大僚的反感，決計把這個特立獨行的楊鶴排擠出朝廷。

　　現(xiàn)在機會來了，你楊鶴不是要培養(yǎng)元氣嗎？先到陜西去培養(yǎng)吧。陜西三邊是什么地方，那是虎狼之地。夷漢雜處，蒙匪入寇，流民造反，士兵嘩變，是大明局勢最混亂的一個地方。

　　楊鶴不知兵，對于剿匪完全是一個門外漢。

　　楊鶴誠惶誠恐，也自認為沒有“勘定禍亂之才，亦未閱歷邊疆，恐難勝任”，向皇上推辭。

　　皇帝鑒于無人肯挑這付重擔，不同意他推辭。

　　楊鶴從無帶兵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皇帝問他平亂方略，也只能以“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作答，這種回答感覺楊鶴去三邊是靜修，而不是去平亂。

　　皇帝卻恰恰欣賞他的這種為官清慎的作風。

　　平心而論，楊鶴一生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決成不了一名合格的統(tǒng)帥。

　　三邊總督武之望死后不久，本已經(jīng)病入膏肓的延綏巡撫岳和聲也步其后塵相繼病死，只剩下陜西巡撫胡廷宴孤零零一個人去背民變黑鍋，朝廷將其革職查辦。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六月為了應付陜西危局，朝廷進行了人事調(diào)整，以楊鶴代替武之望任三邊總督，以張夢鯨代替岳和聲巡撫延綏，以劉廣生代替胡廷宴巡撫陜西。

　　朝庭大事暫且不論，崇禎元年末，此時的米脂知縣為宴子賓，米脂知縣宴子賓生平不詳。

　　米脂縣中有大戶艾家，據(jù)《米脂艾氏宗譜》記載，大明天順年間，艾氏始祖旺公由山西貿(mào)易而來，扶危濟困，悉心佛事，世人以為有潛德，尊為“處士”，定居斯地，托籍米脂。

　　一日艾旺走出米脂東城，在流金河南岸龍鳳山腳下的一塊石板上躺下小憩。正在半睡半醒之際，他聽到不遠處有兩個南方口音的人在低聲私語：“此人所躺之地實在是一塊風水寶地，只可惜他躺得不正，否則其后代子孫必將大富大貴?！甭犅劥嗽挘闹胁挥傻匾惑@，卻依然裝作熟睡的樣子，只是緩緩地翻了個身，調(diào)整了一下方位。那兩人眼見此景大吃一驚，高呼：“這下是躺對了，就看此人有沒有命買下這塊地作為墳地了。”

　　耳聽得那二人漸行漸遠，艾旺匆匆爬起，便向城里人打問此地的主人。最后，他花高價買下了那塊地，死后也就葬在了此處。但因此地狹促，其后代子孫中只有其獨子艾文吉、長孫艾茂葬在此地。由此，米脂艾家迎來了家族歷史中聲威最為顯赫的一頁。

　　祖墳葬于風水寶地，便可佑得子孫家大業(yè)大、英杰輩出，米脂艾家族的迅速興起頗有些神奇。

　　據(jù)《米脂艾氏宗譜》記載，小艾家族二世祖文吉為太學生出身，卻棄文從商，在揚州一帶開設(shè)鹽號。雖是富甲一方，卻施財刊印佛經(jīng)，頒行天下；又扶危濟困，在米脂創(chuàng)設(shè)河橋。

　　文吉次子艾芳，系國子監(jiān)貢生，敕授文林郎，出任山西平陽府大寧縣（今臨汾市大寧縣）知縣；三子艾蕙，敕授修職郎，曾任秦王府（今西安省政府及新城廣場一帶）典膳。艾蕙長子希清，曾任山西絳州別駕；次子艾希醇，嘉靖十四年（1535年）進士，歷任南京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及浙江按察司僉事、河南布政司左參議、山西按察司右參政等職，后任巡撫保定六府地方，因功擢任戶部右侍郎，加授通議大夫。

　　值得一提的是，艾希清所育五子，三子艾杞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武進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僉事，誥授奉議大夫；四子艾梓同為武進士，歷大同、延綏鎮(zhèn)參將，累功官至提督京營總兵官，誥授一品光祿大夫；其余榛、桐、樞三子也為貢生。此處的“兄弟登科”，雖不及宋代竇禹鈞“五子登科”之盛舉，卻也堪稱是米脂歷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話。

　　米脂艾家自二世祖文吉開始，便是讀書人出身，詩書傳家絕對是當之無愧。艾始祖旺公以《家范》《訓家恒語》作為家教啟蒙思想，教育子孫要注重科舉，以學為進。當然，這背后還要有殷實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作為支撐。過去的窮苦人家，單想靠讀書出人頭地還是比較困難的，單是學費、趕考的路費便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艾氏家族人丁眾多，家境富裕，再加之族內(nèi)讀書氛圍濃厚，這才是得使得子孫由進士、貢舉明經(jīng)顯者十不啻八九……三至四世，即子孫勛名之顯，科甲蟬聯(lián)，紳士之眾，遂被人稱為‘延綏巨族’。

　　此時項羽所建的大王山城北部山區(qū)有十八寨山賊，首領(lǐng)為張獻忠，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張獻忠出生于陜西省定邊縣柳樹澗堡，張獻忠少時曾讀書。

　　天啟年間，山東省青州府五虎彭門掌門彭興北上抗蒙，路過柳樹澗堡時，見張獻忠根骨上佳，便將其收為五虎彭門記名弟子，教授其五虎斷門刀及虎力真氣。五虎彭門乃大明七派旁門之一，其掌門彭興更是世間少有神魂境大高手，如陸地神仙一般的存在。

　　張獻忠成年后當過延安府捕快，卻因事革職，而后便托師傅彭興的門路至延綏鎮(zhèn)從軍。因自恃武力，犯法當斬，主將陳洪范為其師彭興舊時一同抗蒙戰(zhàn)友，于是為之求情于總兵王威，重打一百軍棍除名，從此張獻忠便流落米脂北部山區(qū)。

　　張獻忠身長瘦而面微黃，須一尺六寸，僄勁果俠，人稱為‘黃虎’。張獻忠煉氣資質(zhì)極佳，年紀輕輕便將虎力真氣修出了五虎之力，依靠五虎斷門刀及虎力真氣強橫的武力，張獻忠在天啟末年接連占據(jù)了米脂北部山區(qū)十八座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