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正當中國首次嘗試，從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之時，一個細節(jié)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是步話機，老受干擾，里面的雜音太大，無法正常使用。
而中國首登珠峰時，使用的步話機，是專門從瑞士購買的，是當時最先進的設備，用于登山過程中的互相聯(lián)系。
而步話機經(jīng)常受到干擾，聽到的卻是完全不懂的語言，這讓隊員們想到了，當時登山隊早已人人盡知的一個消息。
1960年初，瑞士蘇黎世，當時中國登山隊的史占春和周正，正在為登珠峰挑選裝備，卻意外得知了一個信息。
隊員回憶說：“我們進登山裝備的商店，印度人也在那買登山的裝備，這才知道，印度也要登珠穆朗瑪峰。
印度要從尼泊爾的南坡上，我們從XZ這邊的北坡上，就趕緊給國內發(fā)電報，消息傳回國內。
經(jīng)過外交途徑核實，確認印度1960年也要攀登珠峰。
而登山開始后，步話機里出現(xiàn)的干擾，進一步證實了，中印幾乎在同一時間，正在珠峰南北兩側共同行動著。
都是在瑞士一個店里買的，頻率是一樣的。所以，就互相干擾了。”
登山隊員們感到壓力更大了，紛紛表示：“就是玩了命也要登上去，沒有退路可言?！?p> 這讓正在艱難嘗試的，中國首登珠峰的行動，增添了壓力和動力。
1960年3月，經(jīng)過數(shù)度波折和艱辛籌備。中國登山者，在中央舉全國之力支持的決心下，去沖擊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夢想。
沖頂計劃，具體分為前三次適應性行軍，和最后一次沖擊登頂。
第一次行軍6400米，第二次行軍7000米，第三次行軍8500米。
而從第二次行軍開始，登山者們才真正見識到世界之巔，飛鳥都難以逾越的兇險，實際上到了北坳，才是真正開始登珠峰。
曾經(jīng)有外國的探險隊攀登時，在北坳遇見了雪崩，死了七個搬運工。
可見北坳的兇險，完全是個冰坡，垂直的冰坡，加上橫向的、縱向的裂縫，容易出現(xiàn)冰崩。
在北坳好多事故，就是出現(xiàn)冰崩，第二次行軍的任務，就是拿下北坳。
北坳，是橫亙在“珠穆朗瑪”，和她的姐妹峰“北峰”，之間的一道高達400米的冰雪坡。
很多地段的坡度，都在六七十度以上，個別地方幾乎垂直。
北坳的冰雪厚度，達一兩百米，經(jīng)常發(fā)生冰崩和雪崩。成百噸的冰雪，猛然墜落下來，成為最致命的威脅。
這里是，北坡登珠峰的第一道難關。
4月6日，好天氣還沒有到來，修路組就先于大部隊出發(fā)了。
在路上，他們發(fā)現(xiàn)一具尸體，從歷史資料和他的裝束遺物來看，都像是過去外國登山隊的，一個不幸的遇難者。
這是中國登山者們，第一次發(fā)現(xiàn)外國同行的遺體和遺物。
之后，又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不少殘骸。前人的不幸，時刻提醒著他們，挑戰(zhàn)極限！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
沒有向導，沒有地圖，副隊長許竟，帶領偵查組的英雄們，在難以立足的冰坡上，為大隊開路。
每一次，修路隊都是不等好天氣的到來，就要提前出發(fā)。去完成一次次，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技術最高，身體最好，就選這些人，他們是老教練，有技術，在那個年代，沒有攀冰的那種工具。
只能往冰里打冰錐掛梯子，每上一步再打一個冰錐，把它固定了再去挖。就這樣，一步一步往上爬。
老隊員回憶說：“必須想辦法解決，到了這么困難的地方，光是犯愣是不行的，大家都是靠著不怕死的精神，前進著！”
運輸隊長張俊巖，曾帶領兩名隊員，執(zhí)行臨時修路任務，至今記憶猶新，
他說：“最后那50米的冰坡，那拼老命了，50米就是垂直的，但是我們刨臺階不能垂直的。還是要有點彎度，要有點“之”字型。
利用冰錐和繩索，一點點的往上爬。先把冰刨碎了，再把冰拿掉。就這樣，在冰坡上刨臺階，起碼刨了兩三個小時吧，還要釘冰錐互相保護。”
五天之后，大部隊向北坳進發(fā)。此時修路隊，已經(jīng)在最艱難的冰胡同架好了云梯。
第一個爬上冰胡同的，是劉連滿滿，他用軟梯接應下面的隊友。
劉連滿說：“冰胡同特別窄、又很陡，雖然掛了個軟梯，但都背著東西，還上不來氣。大風還一個勁兒的里灌，簡直寸步難行，有好多人體力就不行了，就上不去了，折騰一會兒人就沒勁兒了。
所以，就一直堵到了晚上，下半夜兩點多鐘，全隊才上去。”
劉連滿的體力是最好的，把一個個的隊員，整個人都拉上去了，幾十個人都是他拉上去的。
坡度越來越大，有的地方達到90度。每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量，每一步都存在著困難和危險！
據(jù)隊員們回憶說：“有個藏族戰(zhàn)士，就不行了，他就不走了，要死在那個地方，他不走，沒辦法，就把他捆起來，大家拖著。”
空氣中的氧氣，越來越稀薄。胸口像被堵塞了一樣，透不過氣來，走幾步就要停下來歇一歇。
四個人一個結組，每個結組是一個戰(zhàn)斗的集體。
從北坳開始，攀登必須要結組前行，而結組是當時，每個登山者最深刻的記憶。
隊員們回憶說：“用一根很長的尼龍繩，把幾個人捆在一起，距離大概是四米遠。
一個人掉下去就都得掉下去，就像下餃子一樣，大家都是一個繩子上拴著的戰(zhàn)友。
實際上，生命是連在一塊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這個就要互相照顧，這個項目是集體項目。
一根繩上才能體驗出來，一個人對人生的態(tài)度。一個人自私了，他可能完了，其它人也跟著完了。
所以，必須要團結在一起，發(fā)揮團體的力量。”
就這樣，由于氣象組預報準確，第二次行軍，沒有遇到惡劣天氣。全隊40人順利到達，海拔7007米的北坳頂部。
這次行軍，還建立了北坳頂端的物資營地，并對北坳90%的路段進行了修整，為后面的沖頂鋪平了道路。
然而，有一個年輕隊員，卻再也沒有回到大本營。
汪璣，蘭州大學地理系的助教，是1960年登珠峰水文組的隊員。第二次行軍，二十七歲的汪璣，再沒有回來。
據(jù)運輸隊長張俊巖回憶說：“汪璣是在北坳上犯的病，當時已經(jīng)神志不清了，把他運送下來以后。在海拔6400，醫(yī)生給他吸氧、給藥、經(jīng)過醫(yī)生的搶救，還是不行?！?p> 當時隨隊醫(yī)生回憶說：“是肺水腫，就是缺氧引起的，就怕肺水腫，24小時就可以死人。
感冒以后很容易得肺水腫，當時搶救就很困難。”
高山上極度缺氧，帶來的肺水腫和腦水腫，是登山者們最大的威脅之一。
在隨后的第三次行軍中，氣象組隊員，北京大學物理大氣物理系的助教，邵子慶，同樣因重度的高山反應而犧牲。
隊員們回憶說：“到了海拔7450米的時候，坐在那休息的時候，邵子慶就起不來了。
當時，是腦溢血就犧牲在那里了。
休息的時候，還在說說笑笑，還在那兒，跟誰背靠背坐著呢，一下就過去了?！?p> 張俊巖回憶說：“我從大本營帶兩了個人，帶的汽油、帶有松脂的木材，用牦牛隊運到北坳。在海拔6400的前進營地，火化的汪璣。
而邵子慶，當時就直接火化后，埋在上面了。
沒能送下來，沒有能力送下來了。
請示大本營后，把他放在冰裂縫里邊了，可以躲避暴風雪，把他安放到那個地方了。”
在火化的時候，張俊巖和隊友們低頭默哀，心里很不是個滋味兒。
接連發(fā)生的意外，戰(zhàn)友的離去，讓所有登山隊員們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兒。
尤其是成天亮，一直忘不了了，老組長汪璣。
他說：“汪璣總是給大家做表率，大家都背著東西，他就會比別人要多背一點。
晚上睡覺了，幾個隊員都睡好了以后。在帳篷破的地方，他就堵在那個地方。他用他的背包，還有鴨絨睡袋堵，就坐在那個地方，把那個破洞給堵住。然后，他就折騰的感冒了?！?p> 還有隊員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那是登珠峰第一次有犧牲，而且一下子就犧牲了兩位，就是那么殘酷。
沒有辦法，壓力肯定是有的，悲痛也是有的，可是山，還得登。”
重整旗鼓，嚴陣以待，無畏向前。
4月25日，最后一次適應性行軍開始了，所有年輕的登山者，沒想到的是，更殘酷的危險正等待著他們。
隊員們回憶當時的情形說：“走著走著，就掛起了12級的大風。飛沙走石一樣，人不敢站起來。
人要蹲下，最好是趴下，匍匐前進，那風太大了！
四個人搭個帳篷，那個風把帳篷吹起來了，就得趕快撒手！在石頭邊上，把石頭抱住。
人要是一站起來，就把人給吹走了，大家四人一個結組，把別人也給拉走了。
那就是鋪天蓋地，那就是閉著眼睛，就是這么硬扛。”
隊員們遇到狂風的地段，是北坳頂端再向上，海拔7450米左右的一段山脊。
這里是北坡攀登珠峰的，第二個難以逾越的關口，被稱作“大風口”。
隊員們回憶說：“西北風正好從這吹過來，兩邊都沒有阻擋，像個走廊一樣，風從這路過。
有一個管道效應，順著這個巖壁就過來了，本來是應該平均的風速，結果一下子就堵到這個風口了，速度就加快了。
所以，大風口的風，要是山上十級風，大風口就得有十一十二級，凍傷都在那里發(fā)生的。
而大風口的恐怖之處，還遠不止如此。它比較窄，左邊右邊都是懸崖。最窄的地方也就幾米寬，站在那個地方往下看，就直接看到最低下了，就是懸崖的樣子。
有的人有恐高癥，就不敢往下看，他就趴在那往后倒退，刮風刮的稍微不注意就會滑下去，。”
就這樣，最后一次適應性行軍，在大風口遭遇了極大挫折。大部分隊員凍傷下撤。
在雪洞中躲避了三天狂風之后。張俊巖帶領的運輸隊，將物資運送到7800米后，也全部下撤。
而在完全未知的，海拔8000米以上的路途中，年輕主力王福洲，開路先鋒劉連滿，甚至副隊長許競，相繼因體力消耗太大，都昏倒而退出。
隊員回憶說：“上面怎么樣一切都是空白。
有高山反應，體力消耗太大。最終，只有五名隊員，到達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了最后的突擊營地。
隊長史占春和副書記王鳳桐兩人繼續(xù)前進，攀登至海拔8695米的最后一道難關，第二臺階下部。
他倆上不去，沒有希望，沒有條件登頂。然后，他們兩個一晚上蹲到那個地方。結果他倆都凍傷了，就下來了。
他倆把路線搞清楚了，王鳳彤的鼻子就那凍掉的，史占春也在那凍的?！?p> 在遭遇了極大挫折的情況下，仍然經(jīng)歷千難萬險，取得了空前的成果！
尤其是史占春和王鳳桐兩人，在將近四天，食品基本斷絕的情況下，在8695米高度不使用人造氧氣度過了一夜。
中國的登山英雄們，用自己的行動破處了八千米以上的高度，是死亡地帶的迷信。
隊員回憶說：“當時，醫(yī)學上是專門有一個海拔8000米以上，必須要用氧氣的說法，誰也不敢嘗試無氧登山。這個是讓我們給打破了。”
60年前，中國登山者的勇氣和面對的艱難，是今天的我們無法想象的。
貢布老人還說了一個，他們在等待史占春和王鳳桐時的細節(jié)，那天，他們只剩了一點點糌粑能吃了。但可能是海拔太高了，氧氣太稀薄，氣油爐子怎么也點不著，沒有辦法化雪水和（huo）糌粑。
貢布老人回憶說：“拉巴才仁，把尿倒里面以后，用尿和（huo）炒面，就跟糌粑一樣了，就吃了，我也吃了?！?p> 艱苦卓絕！是所有老隊員提到那段經(jīng)歷時，反復使用的詞匯。
然而，60年前，當最后一次適應性行軍結束，艱苦卓絕的努力，仍然沒能一掃大本營里巨大挫折的陰霾。
登山隊員回憶說：“50多人不同程度重傷、最終有鼻子凍掉的、有耳朵凍掉的、還有犧牲的?！?p> 翁慶章回憶說：“大本營凄凄慘慘！沒剩下幾個好人了都。
我們忙不過來，后來打電報，日喀則第八醫(yī)院來了七個人，包括科主任都來了，幫了我們一個禮拜的忙。輕的治好了歸隊，重的全部帶回去治療。
氣氛很低沉！主力隊員都受傷了，就像打球賽時，主力隊員都受傷了，上不了場了。就剩候補隊員上場了，這場球怎么打啊？這仗？”
隊員們回憶說：“后來，甚至向中央報告，今年登山好像沒希望了，準備來年再登，沒有信心了，信心不足了，商量著就準備要撤退了。”
而此時的大本營，情緒最低沉，甚至是五味雜陳的是氣象組。
登山隊員回憶說：“當時就覺得，氣象組預報的天氣，不是太準。就說氣象組的怪話，好天氣，下大雪。壞天氣，曬太陽。就損氣象組。”
氣象組隊員王榮生回憶說：“我們測不到，也預計不到會有那樣的地形。
那個時候，我們氣象組是最委屈的，但我們更心痛！更彷徨！我們擔心，如果中國首登珠峰，就此失敗，我們可能一生都難以釋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