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篇幅與格式，在此僅錄“本輯各篇論文作者、題目與發(fā)布時間”（事實上這些文章之前都已經(jīng)發(fā)過了，所以也沒必要重發(fā)）和最近新寫的《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概述（代序）》。
本輯各篇論文作者、題目與發(fā)布時間
政治斗爭：
1.張仕一：《從東秦后宮看其朝堂政治關(guān)系》，2022年7月。
2.張仕一：《“滿目亂臣，遍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fā)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2022年9月。
3.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2023年1月。
4.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
5.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2023年9月。
性別研究：
1.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2022年11月。
2.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nèi)事”與政治博弈》，2023年1月。
?。?筆者注：以上兩篇文章，恭請參見“簡書”客戶端：作者“一只沈三川”主頁）
歷史書寫：
1.張仕一：《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2022年7月。
2.張仕一：《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guān)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2023年7月。
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概述（代序）
張仕一
自2022年7月，至于2023年9月，在這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中，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發(fā)展，并取得了一些相應(yīng)的學術(shù)成果。別類而觀之，其發(fā)展與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政治斗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三個方面，共包含9篇相關(guān)論文。其中，以“政治斗爭”相關(guān)成果最多，“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的相關(guān)成果則略少之。筆者將在下文中，對這三個方面及其各自的相關(guān)成果進行一個簡單的概述，以期能方便讀者了解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情況，并將其作為本輯《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的序言。
一、“政治斗爭”
東秦百年歷史，風云變幻，政治上的斗爭此起彼伏，極大地影響著東秦王朝的歷史面貌與歷史進程。同時，受制于古代歷史書寫的性質(zhì)，與其他方面的記載相比，東秦史料中有關(guān)政治斗爭的記載蔚然大觀。因此，在過去的一年之中，有關(guān)東秦時期“政治斗爭”的研究最為多見。
其中，張仕一《從東秦后宮看其朝堂政治關(guān)系》一文，主要從東秦時期——尤其是高帝、太宗和光宗時期的后宮人員情況入手，對東秦朝堂的權(quán)力斗爭進行了分析。[張仕一：《從東秦后宮看其朝堂政治關(guān)系》，2022年7月。]張仕一《“滿目亂臣，遍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fā)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一文，則以《前秦書·軍兵志》為核心，首先分析了《前秦書·軍兵志》的文本書寫邏輯，隨后結(jié)合相關(guān)史料，對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過程進行了探討，指出“東秦軍閥問題經(jīng)歷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終形成’三個階段，分別在‘高帝、太宗時期’（開陽、昌武年間）、‘孝宗、恭宗時期’（延昌、登豐年間）、‘光宗初期’（宏長年間）”。[張仕一：《“滿目亂臣，遍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fā)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2022年9月。]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一文，則以任成為研究著眼點，抓住任成作為秦魏之間“中間人士”的特殊身份，對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采取的行為與產(chǎn)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分析。[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2023年1月。]
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則對東秦光宗與穆宗兩位君主統(tǒng)治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政策進行了分析與對比，指出：“面對日益強大的門閥勢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時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圖抑制門閥勢力的發(fā)展。但這對父子采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結(jié)果不甚相同：光宗通過以‘佞幸’掌控中書通事舍人和尚書檢校郎這兩個‘機要’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緩和，最終對門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從總體上看，光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較為成功的結(jié)果；穆宗通過以‘寒門’掌控尚書臺令和中書臺令這兩個‘臺相’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激進，最終導(dǎo)致門閥勢力與寒門人士之間的政治斗爭，門閥勢力擊敗了寒門人士，門閥勢力非但沒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機會逐漸坐大，因此，從總體上看，穆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敗的結(jié)果?！盵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則以秦穆宗時期的虞晃案為研究對象，對虞晃案爆發(fā)的背景、爭論的本末和產(chǎn)生的影響進行了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佞幸與寒門》與《論“虞晃案”》二文在論述歷史問題的同時，也對相關(guān)歷史人物進行了評價。在《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末尾的“余論”中，作者對秦穆宗的統(tǒng)治進行了評價，作者認為，“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試圖抑制門閥而加強皇權(quán)，奈何“歷史的進程往往并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意志而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終不得不隨著朱詹、楊運的下臺而付諸東流了”，于是，“東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強勁的脈搏”便與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損了。[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在《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末尾的“余論”中，作者則對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個回顧，并在最后指出他以為，朱詹那句“欲展鯤鵬，而長天為燕雀所據(jù)，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覺得以自己的能力難以與這些‘燕雀’爭奪‘長天’，而是在他看來：‘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個鯤鵬，又于天下何加焉？’”[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別研究”
史學界的“性別研究”作為當下史學界的一個相對較新穎的研究領(lǐng)域，得到了各個方向?qū)W者的高度關(guān)注，在中國學術(shù)界，婦女/性別史可謂“顯學”。[李志生：《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為何略顯沉寂？》，《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23年第3期。]東秦史與《前秦書》學者也不例外地對東秦相關(guān)的性別史研究給予了相當程度上的關(guān)注，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guān)東秦史與《前秦書》的“性別研究”相關(guān)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與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門內(nèi)事”與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主要通過對《前秦書》的《后妃類》與《列女類》兩篇文獻的分析與考察，對相關(guān)人物進行了分類，從而對《前秦書》作者楊聆的婦女觀進行了論述、總結(jié)與評價，指出“總得來說，楊聆在其所處的時代能夠初步的形成婦女觀，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觀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nèi)事”與政治博弈》一文，則抓住梁氏之死這一事件，對其原因、經(jīng)過和影響進行了細致的探討，指出“這一看似是‘私門內(nèi)事’的事件，卻不可避免的摻雜進了政治因素，若無光宗在其中的推動，梁氏或許不會走到如此慘烈的結(jié)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nèi)事”與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歷史書寫”
歷史學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張“史學即史料學”，這是其諸多史學貢獻與見解之中“影響最大并在近代中國史學發(fā)展中獨樹一幟的”。[蔣大椿：《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析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頁。]盡管這一觀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其積極作用與相當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對于歷史學研究而言，對史料的研究和處理是至為關(guān)鍵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書寫而后留下來的，其中存在著諸多的加工環(huán)節(jié)，這將極大地影響著后人對相關(guān)歷史的認識與研究。因此，對現(xiàn)存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便顯得十分重要。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領(lǐng)域，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guān)《前秦書》與其他東秦史相關(guān)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張仕一的《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與張仕一的《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guān)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一文。
其中，張仕一的《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主要以對《前秦書·王平傳》相關(guān)記載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相關(guān)記載的對比為中心，從史料取舍角度，探討了楊聆在歷史書寫中體現(xiàn)出的“反神怪思想”，認為從總體上看，“楊聆對歷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著“反神怪”的原則，體現(xiàn)了楊聆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張仕一：《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2022年7月。]張仕一的《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guān)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一文，則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中有關(guān)光宗、晉王、宋王等東秦中興君臣的記載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比其差別，指出：“在《前秦書》的編纂過程中，楊聆對《東都世言》中有關(guān)中興君臣的一些記載，進行了有意的刪棄。通過對原始史料的這些有意識的取舍，楊聆在《前秦書》中將光宗、晉王、宋王等中興君臣之間的矛盾與不和盡量進行了掩蓋，從而盡力塑造出了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楊聆的這些努力，一方面，應(yīng)當是希望通過塑造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從而塑造出光宗、晉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應(yīng)當也是希望通過歷史書寫，促使其所在時代（西秦）的臣僚能夠忠君事上、和諧相處。”[張仕一：《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guān)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2023年7月。]
結(jié)語：回顧與展望
綜上可見，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在“政治斗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三個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發(fā)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賀的成果。但是，必須承認，目前學界對東秦史與《前秦書》的研究尚存在諸多不足。如對政治事件與政治斗爭的探討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斗爭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與矛盾根源；對性別史的研究缺乏對個體生命史的關(guān)注；對歷史書寫的分析大多流于表面化……同時，目前學界對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除“政治斗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傊?，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學界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期待相關(guān)人士能夠再接再厲，推動?xùn)|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