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部分：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zhàn)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制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為困難，因為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并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并盡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這一作戰(zhàn)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于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干脆下馬發(fā)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后，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wěn)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后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shù)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⒅這種轉身后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zhàn)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xiàn)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濕，作用將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shù)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zhàn)于君子館，會天大寒，我?guī)煵荒莒肮?，敵圍廷讓?shù)重?！雹锥谥陌椎侵畤?，“于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于白登?！雹亍皶旌孔鋲欀刚叨?，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后罷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fā)激烈的白刃戰(zhàn)。在短兵相接的戰(zhàn)斗中，沒有鞍鐙的騎兵戰(zhàn)斗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歷來擅長步戰(zhàn)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jié)h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么長達七天的輕松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zhàn)匈奴的兵力雖據(jù)《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shù)，因為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shù)是準確的，由于游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shù)中經(jīng)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zhàn)斗人員，其真正的作戰(zhàn)兵力也遠不會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zhàn)中的質(zhì)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為什么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jīng)裝備了馬鞍和馬鐙，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zhàn)優(yōu)勢和沖擊力，冒險突圍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xiàn)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25)對于《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顏師古注為：“突騎，其言驍銳可用沖突敵人也?！?26)顏師古是唐人，其注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么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shù)先登陷陳。”(27)“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余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zhàn)，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jīng)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沖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沖擊力沖垮敵陣、步兵隨后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zhàn)方式已經(jīng)確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zhàn)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wěn)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么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為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沖擊其陣，只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鐙才有可能辦到。
董仲舒部分：
評價歷史人物，最好不走極端。董仲舒能夠成功，并不是他的學識能夠壓服所有人，而是他受到了武帝極度的推崇，甚至在他退隱之后，武帝還時常派遣人去聽取他的意見。時勢造人，所以我并不認為此人離開皇帝的極度推崇之后，能大有作為。這是其一。
其二，董仲舒的思想，大家還是應該多查找些史料，去看看他具體提倡些什么，或者至少應該看看他留下來的那些策論。不要跟著部分人，人云亦云。隋煬帝都能平反，董仲舒卻要一棒子打死，不是個好的態(tài)度。董仲舒某些東西在后世看來確實不怎么樣，但是有些東西卻是足以采信的。封建體制下就需要適合封建體制的東西，統(tǒng)一意識形態(tài)可以說是愚民，但也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穩(wěn)定和文化的抗壓性，至少使得后來在外來文明的沖擊下，保持了固有的生命力和文化主張。如果所有流派齊頭并進，一旦外族入侵之后，恢復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往往容易喪失溯源的能力。最終導致文化在別人的沖撞下，漸漸湮滅本來有的面目。
其三，董仲舒的儒家學說和孔孟有很大的區(qū)別，但是，為何篤定說孔孟的學說就更適合后世呢？形勢在發(fā)展，孔孟學說未免有些烏托邦，而沒有具體化。董仲舒在某種程度上污名化了儒學，但是也在某種程度上具體化了儒家的思想。其中他的好處與壞處，大家可以討論，反正歷來史學界都是沒有定論的。
所有總而言之，歷史人物和問題不好下定論，也不能使用簡單的排除法，說如果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事就能怎么樣。如果這個人不出現(xiàn)，終究還會有下一個人出現(xiàn)。想要通過一時之功，開萬世太平的，幾乎是在癡人說夢。能做的，就是兼容并包，而不是走極端。覺得獨尊儒術不好，就把儒術徹底打壓下去，這便又惹下了個不小的禍端。總之，不得不承認，儒學的興起在當時是有深厚的社會土壤和統(tǒng)治需求基礎的，董仲舒不過是率先將其集大成者。如果把董仲舒除了，還會有李仲舒，張仲舒。因為社會發(fā)展到這個階段，出于加強君權和穩(wěn)固社會基礎，統(tǒng)治結構的需要，都會采取類似董仲舒的學說。不是你把這個人殺了就能了事的。以一個人的力量，漠視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現(xiàn)狀，即便再強大，也不過是螳臂當車，擋得了一時，擋不了一世。本朝先例不少，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