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躁動不安的中科院（1）（三千字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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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羽組從1982年起創(chuàng)造的許多成就與許多行為都是對科研水平停滯不前、院內改革搖擺不定的中科院數(shù)學所甚至整個中科院的猛烈打擊。

　　當我從家里人那里獲悉，楊樂委員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在研究所內對著其他老人發(fā)火的時候，我很難想象那樣的場面——中科院內的學部委員之間竟然也發(fā)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薛若琳，1983.11.18】

　　實際上，夏希羽并不完全清楚的是：從新中國建國開始到改開前夕，“七十二條”、“高教六十條”、“科研十四條”在內的約六十個科技人才政策，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改變對知識分子的總體敵視態(tài)度，再加上在此期間完全不存在的流動政策，更是已經積蓄了不少矛盾。【1】

　　與此同時，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各發(fā)達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從20世紀初的10%提升到50%至70%，而中國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從1952年至1957年的27.78%，下降到1965年至1976年的4.12%。

　　面對國家最重要的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基地的中科院，如何讓它服務于經濟建設已經成為其上級們的關注重點?！?】

　　因此，即使這朵烏云不存在，作為中國科研體系領軍者的中科院，在組織和行政方面的一些不完善之處也逐步顯露出來——

　　比如，中科院和相關各方都認為1981年將學部定位為學術領導機構是沒有異議的。

　　然而，“以學部委員大會和主席團為最高決策機構”增加了中科院領導層次的復雜性和決策難度，難以快速因應國家改革發(fā)展的形勢，確有改進的必要。

　　比如，學部委員主席團（以下簡稱學部團）的職責十分重要，但由于主要領導調任其他單位因而使其中科院的領導工作變成兼職等原因，它實際上很少活動。

　　再比如，負責各學部經常性工作的學部常委，職責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學部常委年事已高，身體吃不消，履職困難。【3】

　　又比如，在1981年5月的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召開時，還進行了對“院士問題”的討論。

　　期間，蘇步青提出：“我國應該有院士制，院士應有點權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學部委員，與學部的工作結合起來?！?，土力學家陳宗基也說：“應當搞院士制，這是國家的榮譽問題?！?p>　　而地震工程學家劉恢先委員則反對兩人的意見，接著數(shù)學家李國平也表示了批評。

　　然而，即使是在這次大會的最后一天送到大會的一封重要信件，也沒有促使中科院加快決斷“院士問題”。

　　此后，由于學部委員之間對“院士問題”爭論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擱淺，學部委員稱謂仍繼續(xù)沿用至今。【4】

　　基于上述諸多原因，自此次學部委員大會之后，此時的學部團已連續(xù)近18個月沒能開會。

　　而科學院的干部任命、規(guī)劃等，涉及人、財、物的重大事項，卻都要通過它決定。

　　于是，中科院內的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們已經對現(xiàn)狀很不滿意：一邊是學部也是由科學家們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另一邊，各學部的相關職能部門很難運行。

　　這直接導致了學術難抓，行政管理也難抓的局面，堪稱“兩手都想抓，兩手都不硬”。

　　由于學部委員大會的議程涉及到《中國科學院試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樣修改，因此這絕不是可以一筆帶過的小問題?！?】

　　與此同時，隨著院士問題開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見，特別是在學部委員中征詢意見，更多的人傾向于將所有的學部委員轉為院士。但在如何處理學部委員和院士的關系方面，此時仍舊沒有定論?！?】

　　面對上述現(xiàn)實困境與外在壓力，中科院并沒有完全躺平。

　　早在辦院方針等重大問題還在討論之時，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啟動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于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委員會。

　　此時它還不是一個面向全國、僅有小部分的項目申請來自于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面向全國的科研基金?！?】

　　另外，科學基金制在中科院試行之初，就以“專家評審，擇優(yōu)支持”為特征，即明確了“誰來評”和“評什么”的問題。但由于同行評議處于先行先試階段，關于“如何評”的工作規(guī)范較為簡單。【8】

　　然而，希羽組研究所很清楚：一方面，此時國內的大多數(shù)期刊都沒有同行評議，因此上述科學基金的同行評議實際上還沒有建立起相對規(guī)范和完備的同行評議系統(tǒng)；【9】另一方面，由于此時的中國整體科技水平相對較低，以及同行評議中人情因素的影響等原因，同行評議遠沒有做到客觀公正。

　　于是，馮琪諾在內的方尖碑中心與經濟決策中心的所有同事們在看到國內對這些項目的各類報道時，都發(fā)現(xiàn)許多成果不是“國際先進”就是“國內領先”，各種獎勵“遍地開花”。科技評價實際上處于失真失控的狀態(tài)，負面影響很大?！?0】希羽組研究所對上述成果的判定尚且因信息有限而受到了嚴重阻礙，外行更是無從判斷。

　　除上述措施之外，還有一項是：1983年4月成立了旨在促進科研成果推廣的科技咨詢開發(fā)服務部。

　　這一舉措標志著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中科院第一次將所屬的國有科技資源向市場開放?！?1】

　　當上述措施開始時，與夏希羽所在的元時空不同的是：為了推動中國科學院的機構改革，早在1983年3月，就已經有一個比預期更高規(guī)格的機構改革工作小組進入科學院進行了正式調查，并于7月上旬向喬辦、紫光閣等上級部門先后呈報了多份調研報告。

　　報告聲稱：科學院原來所提出的“側重基礎、側重提高”的方針應當加以修訂，科學院的科研工作應當貫徹黨和國家制定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總方針，面向經濟建設，著重加強應用研究，積極參加開發(fā)研究，同時以一定力量繼續(xù)搞好基礎理論研究。

　　上述事件除了讓調查時間變短了一個月之外，還有一項改變是：曾前往希羽組的、來自喬辦的鄧瑜出現(xiàn)在了這個調查組中，并在完成這次調查之后立刻入選了前往希羽組研究所的調查組。

　　因此，本應在1983年8月11-12日到達的、由紫光閣派出的調查組被提前到7月上旬，就已經由喬公、“老林”等人親自提高了規(guī)格、指定了人選并將其迅速派出。

　　7月8日，駐中科院的調查小組第一次開會，調查組研究了調查的內容，認為需要調研的主要是四個方面的問題：方針任務、領導體制、管理體制和學部委員及學部大會主席團的性質。

　　這次會議還討論確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驟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

　　同時，曾經擔任一機部副部長的調查組組長董釗說明了調查小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說明：調查組不是工作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

　　七月其余的時間里，在如何貫徹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科學院內部認識還不夠一致，行動還不夠統(tǒng)一。

　　生物物理所副所長鄒承魯、計算中心主任馮康在內的大部分人對這次調查總還有些心理上的敏感，呼吁要有一個安定的科研環(huán)境和氛圍，怕“大折騰”“急轉彎”，怕削弱對基礎研究的投資，對中國科學的長遠發(fā)展造成不良的后果。

　　如果按照夏希羽熟悉的元時空歷史，那么中科院的新“辦院方針”將會在1984年1月出臺，其內容應當為：“中國科學院工作的方針和任務，應明確規(guī)定為：大力加強應用科學研究，積極而有選擇地參加開發(fā)、發(fā)展工作，繼續(xù)重視基礎科學研究。中心是加強應用科學研究，這是關鍵所在?！薄?2】

　　然而，希羽組研究所近一年多的行動改變了所有人的想法，也嚴重擾亂了本應還算順利的調查進度。

　　除了上述事件之外，其他的改變都超出了夏希羽和沈涵曦能預估的范圍。

　　但實際上，直到1983年8月初的一次會議上，希羽組研究所相關的字眼才首次出現(xiàn)在了調查記錄之中。

　　8月5日，當調查小組成員向中科院的一部分受邀與會者到達會議室內，詢問中科院內是否可以仿照希羽組研究所的“科研秘書”制度和“方尖碑中心”改組中科院內現(xiàn)有的“學術秘書處”時，得到的答復是清一色的激烈否定?！?3】

　　與會者一致認為：中科院內不存在適宜的、希羽組研究所那樣的“科研秘書”人選；外調人員必然存在對目標學部內部情況和學科特性的不了解，導致“外行指導內行”的問題發(fā)生。

　　此事隨即被擱置。

　　而在這個月稍晚些時候的另一次開會期間，調查組詢問起薪資體系和成果獎勵制度時，他們聽到的是受邀與會者不停地倒苦水。

　　待苦水倒完之后，調查組再次詢問最大的問題在哪里時，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回答是“錢，最好是外匯”，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是“科研設備和科研耗材”，之后則有另外四分之一的人請求“合格的大學畢業(yè)生在內的新鮮血液”，也有超過六分之一的與會者希望能盡快對中青年科研人員再次進行集中評定。

　　此時，中科院科研人員工作量仍不飽滿，很難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作用，大量智力尚為“閑置智力”——一些研究所能充分發(fā)揮作用的科技人員只有三分之一，很多人沒有事情做。

　　因此很多人希望能像陳春先一樣跳出來，到市場去，發(fā)展高科技產業(yè)，甚至希望能做得比陳春先更好。

　　同時，各研究所晉升空間有限，許多四五十歲的中年科技人員多年晉升無望，仍是講師或工程師。

　　這些人的工資水平較低：超過八成的人員工資收入不超過90元，加上補貼和綜合獎金，按家庭里的人頭平均來算，實際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率低于全國人均不到50元的月收入【14】——相對于此時的希羽組研究所已經確保的、最低不低于120元、最高數(shù)千元的薪資標準來說，就更是顯得低的離譜。

　　至于希羽組研究所的“豪華伙食”、“人均30平米以上且有熱水澡的現(xiàn)代化豪華住房”、充沛的國內外外文文獻與各種外文資料資源、近乎隨意使用的微機機時（甚至可以用來打電子游戲）等顯性或者隱性的待遇，更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

　　于是，早在這次討論會之前，駐中科院的調查組就已經清楚：本就桎梏重重、推進艱難的內部改革，加上希羽組研究所這個正面典型的對照，中科院的情況立刻變得嚴峻。

　　但實際上，事態(tài)的嚴重性仍舊超出了他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