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的那封信在朝廷引起了軒然大波，而作為改革派核心的范仲淹和富弼都百口莫辯，最終只能被迫下野外放。
而非常奇怪的是，一貫支持“慶歷新政”的宋仁宗卻保持了沉默，沒有派人核實這封書信的真假，對于范仲淹自請外放也沒有挽留和阻攔。
革新派與守舊派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新政觸動了文官執(zhí)政制度的根基。
三冗問題是宋朝政治的頑疾，與宋朝政治改革同時誕生，又互相交織在一起。
在宋朝以前，中國古代社會是以門閥集團為主的政治模式。宋朝的政治改革在趙匡胤和趙光義執(zhí)政期間展開，逐漸形成了特有的文官政治形態(tài)，最后也成為后世元明清三朝的范本。
趙匡胤和趙光義之所以進行這樣的改革，是因為五代十國的混戰(zhàn)，讓他們深知隋唐時代政治的弊端。
從東漢末年以來，直到唐朝初期，都是門閥政治的時代。門閥世家之前為了爭奪君權(quán)互相征戰(zhàn)，最終導(dǎo)致國家四分五裂，最終走向滅亡。
唐朝末年，將門世家與各地節(jié)度使結(jié)合，形成了藩鎮(zhèn)勢力。藩鎮(zhèn)擁兵自重，互相攻伐和爭權(quán)奪利，也導(dǎo)致了唐朝的滅亡。
宋朝的文官政治基于權(quán)力分化的理念展開，以制衡的方式互相監(jiān)督，避免文武官員權(quán)力過大而發(fā)生內(nèi)亂，最終導(dǎo)致國家的滅亡。這種分權(quán)和制衡的政治理念非常先進，比西方法國大革命的三權(quán)分立至少早九百年。
但是，為了達到分權(quán)和制衡的目的，朝廷就不得不配置更多的官員，于是冗官的矛盾就產(chǎn)生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冗兵、冗費。
宋仁宗最初希望“慶歷新政”能解決三冗問題，若如此，則既能加強朝廷對國家的控制力，又能革除宋朝文官制度存在的頑疾。
但是在新政過程中，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不僅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也動搖了趙匡胤和趙光義所建立的文官執(zhí)政制度。
新措施明顯違背權(quán)力制衡分化的基本理念，仁宗開始猶豫。
這時，為了破壞新政，以夏竦為首的舊守派以朋黨論攻擊改革派，讓黨爭進入高潮。
范仲淹和歐陽修首先出來辯解，這一辯解可不要緊，不論是范仲淹的“君子之黨”，還是歐陽修的《朋黨論》上書，都坐實了新政改革派是朋黨的事實。
最為重要的是，參與新政改革的都是宰相晏殊的朋友、門生和親戚，這就讓仁宗對這個新政朋黨產(chǎn)生了警惕。
“慶歷新政”雖然以范仲淹為首，但名義上領(lǐng)頭的卻是宰相晏殊。而在新政朋黨之中，范仲淹、韓琦、歐陽修都是出自晏殊門下，而富弼不僅是晏殊的女婿，還是范仲淹的門生，關(guān)系更加密切。最夸張的是，這個朋黨超出了以前南、北、蜀三黨的范疇，聚集了三黨的精英，這完全破壞了南北兩黨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
在這樣的情況下，范仲淹與韓琦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并奏請擴大相權(quán)，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如果這些措施執(zhí)行，雖然能夠強化朝廷權(quán)力，改革宋朝弊端，卻讓朝中形成了改革派一家獨大的局面。最可怕的是，這種局面會讓軍政大權(quán)集中到宰相手上，這就回到了唐朝政治的格局。這不但與趙匡胤和趙光義留下的分權(quán)制衡政治理念不符，也會出現(xiàn)架空皇帝、君權(quán)旁落的情況。
是否繼續(xù)這個新政，讓宋仁宗陷入兩難。
如果直接終止新政，則很可能引發(fā)朝廷的進一步動蕩。而范仲淹等人自動辭職下野，則可以一步步的逐漸廢除新政，減少政治波動，讓重新恢復(fù)權(quán)力制衡的格局。
夏竦偽造的書信看似污蔑誹謗，卻給宋仁宗找到了理由。
出于這樣的考慮，宋仁宗既沒有對書信的真實性進行調(diào)查，也沒有挽留范仲淹，而是保持了緘默。他的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讓輿論不斷發(fā)酵，也讓改革派陷入輿論風(fēng)暴之中，范仲淹被逼下野也就順理成章了。
慶歷五年（1045年），范仲淹、富弼被迫出朝，反對派乘機排擠擁護新政的官員。杜衍、韓琦、歐陽修也先后遭貶出朝，“慶歷新政”以失敗而告終。它未能改變宋朝的內(nèi)外交困，但卻為王安石變法吹響了前奏。
宮斗無比殘酷，卷入其中的賈玉蘭最后選擇了自殺。
趙禎派人把她的遺體送到了夏竦那里，真正全了兩人的情意。雖然不知道趙禎的此番做法到底是為了張妼晗，還是真的心疼這對苦情人，但是這件事對夏竦來說，卻是天恩浩蕩。
也因為這件事，夏竦非常感激，把自己畢生的研究成果都拿了出來，交給了趙禎。
夏竦和賈玉蘭，雖然沒有真正的長相廝守夫唱婦隨，但是這一輩子，無論遭遇了多少，但是他們之間的感情卻從來沒有變過。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這一對，甚至比其他人都要幸?！?p> 張妼晗得到了趙禎一生的寵，就連死后也被追封為皇后，但是平心而論，她卻沒有真正得到趙禎的愛，因為張妼晗的存在，不過是因為她不像其他宮中女子一般恪守規(guī)矩，能夠帶給他新鮮感。
曹丹姝得到天下女子從來最渴望的高位，但是終其一生，趙禎跟她之間都是君臣關(guān)系，從來都沒有真正的夫妻情分，就算偶有甜蜜，也如同玻璃渣子里的糖，吃著扎嘴，甜中合著血的咸。
不可否認，賈玉蘭的一生是一個悲劇，始終沒有嫁給心中所愛，一輩子無名無分地陪在他身邊，但是至少她得到了一份真情，最重要的是她的結(jié)局，印證了那句老話——生不同發(fā)死同穴。
“慶歷新政”結(jié)束，此消彼長，保守派起勢。
慶歷七年（1047年），夏竦入朝拜相，旋即改授樞密使，封英國公。次年，復(fù)拜同平章事?；实v元年（1049年），進封鄭國公。
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奉詔監(jiān)修黃河堤決，親自冒雨到大堤查看工程進展，結(jié)果病倒了，回到京師一病不起，于農(nóng)歷九月病逝，終年六十七歲。
朝廷追贈夏竦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仁宗打算賜謚“文正”，這可是古代文官最高等級的謚號。
結(jié)果，又遭到了群臣的反對。司馬光連上兩狀，極言夏竦是如何貪婪、無信和奸邪，而其奸邪的面目已是天下共知，仁宗如果執(zhí)意為其定謚號“文正”，將會無法面對天下正直之士。
面對群臣的重壓，仁宗只好讓步，最后夏竦的謚號定為“文莊”。
仁宗特賜給夏竦“文正”謚號，的確不妥當(dāng)。夏竦中傷石介、富弼一事，為時人不齒，被定性為奸邪，在重氣節(jié)的封建時代，夏竦怎能給貼上“正”的標簽?zāi)兀克纬闹u法制度已經(jīng)十分成熟，自有其規(guī)矩，仁宗越過考功司、尚書省，特賜夏竦謚號，必然會遭到大臣們的反對。
最后夏竦的謚號定為“文莊”，比較客觀地對應(yīng)了他的生平事跡，這場風(fēng)波才平息下來。
夏竦在文學(xué)上的造詣，謚為“文”，當(dāng)之無愧。嚴敬臨民曰“莊”，夏竦勤政愛民，多有政聲，也配得上這個“莊”字。
夏竦宦海沉浮四十年，歷經(jīng)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身前身后爭議不斷。
夏竦雖操行多疵，立身行事有茍合之處，少有剛正不阿之氣、直言說論之節(jié)，但觀其詩文和奏疏，亦有憂國憂民之語。他善于治軍，賞罰分明，體恤下屬，不失為“豪杰之流”。
傾向于新政派的《宋史》，把夏竦、王欽若、丁謂列為一傳，視為“大奸”之人，實屬過苛。
夏竦在歷史上的形象和韓琦、范仲淹有天壤之別，除了他自身原因，也和他身前身后話語權(quán)缺失有關(guān)。話語權(quán)放大了他的負面形象，掩蓋了他的正面形象。
夏竦的《偶成》詩，道盡了世事無常：“非才遍歷清華地，悟佛方為止足身。浮名浮利莫相試，三千世界一微塵?！?p> 夏竦一生，毀譽參半，其言行已鐫刻在時間之柱上，一切皆留與后人評說。
舞女農(nóng)鈺，當(dāng)然也隨著賈玉蘭的離世離開了教坊。
詞神弄玉的歷劫檔案里，又記下了一顆文曲星。等她集齊了九百九十九顆文曲星，這次歷劫才能算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