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常以為“商”是極壞的,“販”也是極壞的,凡“商”與“販”,幾乎是唯利是圖。既唯利是圖,那也便不擇手段,于是乎,自然便想到“商”與“販”自是極壞極壞的,不擇手段,那肯定是算不上好人的。
但后來,我發(fā)現(xiàn)“商”與“販”還是有區(qū)別的,“商”講信,也便做事業(yè)做的光明正大,叫“打開天窗說亮話”,凡“商”做事業(yè),雖本著實用主義,時而顯得冷酷,卻是實打?qū)嵶鰧嵤?,做出來的東西的質(zhì)量在那兒,我以為華為、美的、海爾等皆屬于“商”列,雖然古語對“商”的評價不很好,諸如“無商不奸”“商人重利輕別離”等,然真如此嗎?“商”的站位與“販”的站位不一樣,所以究竟是不是如此,不好一言而概。
至于“無商不奸”,此處“商”實際上解釋應(yīng)當是“販”,而不是“商”。
真正意義上的“商”,自古以來,便講求“社會責任”或者“社會效益”,而這也正是“販”所不能為也。畢竟“人販子、毒販子”等,其間的社會責任擔當是很難看出來的,因為根本出發(fā)點便是損人利己,于是只能歸為“販子”,而不能說是“商”。
此處的“商”實際上應(yīng)該解釋為“商販”,或者稱為“倒賣商品的販子”,放現(xiàn)在來講,也便是投機倒把,此類歸結(jié)為商販,而實在難入“商”列,一不守信;二不負責,此實在難稱“商”也。
“商”自古以來以儒家文化為典范,因而實際上有個別稱,叫“儒商”,儒者,一者指“大”;二者指“高”。一方面,“儒商”的站位高,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擔當,雖然不入仕途,實際上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經(jīng)世濟世;另一方面,“儒商”的視界大,其定位于大局,而非蠅頭小利也。因而真正的某商人實際上是古之“員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販”與“商”不同,因為所從事的買賣大多以損人利己為出發(fā)點,因而終究難登大雅之堂。我不否認“販”對于國家的重大經(jīng)濟貢獻,但是這種經(jīng)濟總量的貢獻最終是以犧牲“名節(jié)”為代價的,因而雖然從事“販”有利可圖,但是終究是不提倡的。
“商”和“販”在古代并沒有作細致區(qū)分,因為事商本身在古代,不是很受統(tǒng)治者歡迎,而實際上“商”與“販”之間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吧獭弊分鹈?,取之有道,講信用,有立場和站位。“販”追逐名利,不擇手段,無信用,無立場和站位。因而“商”貴在信用;“販”損在信用。
“商”與“販”之間,權(quán)衡利弊,吾取“商”也,雖愛財,宜有其道也。雖然愛惜錢財,但我一不偷、二不搶、三不騙、四不坑,不行不義之事,人行得正,以信立身,則雖然暫時不富貴,亦可稱“商”也。而實際上,古往今來,“儒商”守信用、品行端正而未成功的,尚未之有也。
不平宗主,“商”與“販”,我仔細想了一下,好像不一樣。